读书时，班主任对我又爱又怕：他爱我学习成绩好，多次为全班、全校乃至全镇争得了荣誉，光奖状就贴满了我家的半面墙；班主任又怕收我的学费，我不但是全班最后一个交，往往捱到下学期还没着落。不是我“耍赖”，是父母身体不好，还要供我和姐姐读书，日子过得极其不易。
　　小学升初中时，我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高桥中学总校。当学校领导敲锣打鼓将大红喜报送到我家时，姐姐却悲伤地哭了。原来，家里无法供两个中学生读书，父亲让她辍学去打工，挣钱给我交学费。其实，姐姐的成绩也很好，她读初二，是班上的文娱委员。我永远也忘不了姐姐哭肿双眼的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等我以后有能力了，要好好补偿姐姐。因此，我读中学更用功，成绩一直是班上前三名。
　　１９９６年春，眼看要考高中，我合计着家里的困境，想读中专，以便早日毕业拿工资，也好为父母减轻点负担。我自作主张填报了湖北省税务学校。从考场出来后，我感觉还行。暑假里，我一边在县城卖冰棒，一边等着好消息。８月初，同学们陆陆续续拿到了录取通知单，有的上高中，有的上中专，可我的通知书一直没来。我到学校去打听，班主任用很痛惜的表情对我说：“很遗憾，你没被省税校录取……”我心一沉，觉得最对不起的亲人是姐姐，眼泪就要出来了。我要求拿走自己的档案，看能否改报别的学校。班主任两手一摊，说：“分管档案的副校长出差了，档案无法取出……”
　　回到家，我把落榜的消息说给家人听了，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唉，咱娃儿就是个种田命啊！”我本想复读，明年再搏一把，可听父亲这么一说，本就愧疚的我更加气短，“复读”二字硬没说出口。当时正是抢插二季稻的关键期，许多在城里打工的农村青年都回乡栽秧割谷，城里许多岗位都缺人手。有人捎信说，汉口精武路某鸭颈店差个杀鸭子的小工，问我愿不愿去。我一口答应了，我的如意算盘是，打一年工，挣些学费再回乡复读。

一耳光将我打懵了

　　我背着行李，神情凄惶地出了门。村庄像线团，抽出一根细线似的小路，蜿蜒地穿过座座山峰，通向外面未知的世界。长到１５岁，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武汉，它的繁华远远超出我的想像。
　　介绍人将我带到那家鸭颈店，嘱咐几句就走了。老板面相很凶，说话粗门大嗓，嘴里常带脏字，吓得我心惊胆颤。他简单地教我怎样杀鸭子，就忙他的去了。我每天要杀１００多只鸭子，还要去毛、洗内脏、晒鸭毛……忙得连上厕所都要一路小跑。
　　上班的第８天，我闯祸了。那天，我将鸭子丢进熬好沥青的锅里去毛，由于动作过大，溅了几滴沥青在老板身上，老板那天心情不大好，冲到我面前，一耳光扇在我脸上，恶狠狠地骂道： “ 小东西，做事还不耐烦咧， 你马上跟老子滚。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人多的是……”我战战兢兢地哀求他，说我错了，您别撵我走。他还是丢下２０元钱，将我赶出门。我捂着有些肿胀的脸，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我骂自己：“马义六呀马义六，谁叫你不用心读书呢？挨打了吧，活该！”
我想回家，可已近黄昏，没车了。再说，即使回家，乡亲们也许会说：“你书没读出来，打工又被人炒了，你小子能干什么？”想了半天，我觉得很丢人，决意不回去，要混出个人样来，衣锦还乡。那一夜，我在武汉商场的门楼下坐到天明。
　　第二天，我沿街找工作，很多店子嫌我年纪小，不收。走了老半天，我又热又渴又饿，脚也迈不动。我花１．５元买了３两凉面吃了，又对着水龙头一通猛灌，这才缓过劲。当我走到解放公园附近的一家汽修店时，一个浑身油腻腻的中年汉子正蹲在门口吃西瓜，我问他收不收徒弟，他从头到脚打量我，说收啊，只怕你吃不了苦。我说我是从革命老区出来的人，肯定能吃苦。他也爽快，说就收下你吧！
　　我是学徒没工资，每月只发５０元生活费。我拼命地学，狠命地干，以这种自虐的方式来“惩罚”我读书的“愚笨”。
　　１９９７年冬，我开始拿工资，每月３００元。老板夸我做事实在，有悟性，他说：“你好好干，工资还会继续往上涨的。说不定我将来会资助你开个汽修店。”他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不会哄我，他说话，我信。我不但想当老板，还想攒一笔钱，把母亲的病治好，但这个美梦很快被一次严重事故击得粉碎。那天，我和工友小张共修一辆巴士，他用举升机将巴士升到半空，我俩站在车底盘下拆卸零件。也不知怎么搞的，小张没将巴士固定好，举升机的主螺丝松了，伴着一阵哗啦啦的巨响，巴士轰然落地，小张被当场砸死，场面惨不忍睹，而我因站在靠边的位置上，又躲闪及时，只是右腿受了点轻伤。我自嘲地想：或许是上帝看在我失去学业的份上，若让我再失去生命太残忍，特意“照顾”我吧。
　　这场事故不但毁了老板和他的汽修店，也砸碎了我的饭碗。当我一瘸一拐回到家时，母亲抱着我“儿啊儿啊”地叫，叫得潸然泪下。她甚至不让我出门打工了。

世上竟有这样的老师和父母！

　　两个月后，我说服母亲再次来到武汉找工作。在辍学的６年时间里，我先后在十多个汽修厂打工，苦累自不必说，还受了不少侮辱，可我咬牙坚持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父亲反复念叨的一句话。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７日中午，我正躺在一辆轿车底下拧螺丝，忽听老板喊我接电话，说是我父亲打来的。我赶紧从车下钻出来，父亲在电话里用很欣赏的口气问：“好小子，你瞒着老爸上学了吧？”我莫名其妙，说工作总不稳定，没时间读书。父亲佯嗔：“上学是好事，有什么隐瞒的？你看，湖北省税务学校已寄来你转户口和档案的通知函……”我越发糊涂，电话里一时半会说不清，我向老板请假回家了。接过父亲递给我的通知函，我一字不漏地看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湖北红安县高桥镇桥头边村五组　马义六同学收”。这个村只有我叫马义六，而且我的名字取得很特别，不易重名。这就蹊跷了，难道有人冒充我的名字读书了？难道我６年前考上了省税校？想到这，几丝冷汗悄悄渗出额头，我对父亲说：“这事肯定有内幕，我要顺藤摸瓜！”
　　我揣着通知函找到省税校查档案，工作人员确认此函是该校发出，他解释道：学生毕业后，如果三年内没能在武汉找到工作，其户口及档案将退回原籍。但他大惑不解，问我：“马义六前几天已将户口和档案都提走了，怎么又冒出一个马义六？”我说，既然通知函寄给我了，那个马义六又是怎么得知消息的。工作人员说，可能是从别的渠道获悉的。我请求调看当年的录取花名册，找到“马义六”，发现地址、姓名与我的实际情况一模一样！工作人员比划着说：“那个马义六我认识，是个大耳朵伢，不是你。可他毕业已三年了，我们不知他现在在哪里？”我想，既然“马义六”毕业了，肯定照了毕业照，说不定我认识他。我恳请工作人员找来了９６级毕业生的大合影，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大耳朵伢”，我万没料到他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召召（化名），我俩当年共住一室，他成绩一般，但他爸爸是某局副局长……
　　那一刻，我的心脏仿佛停止跳动，脑子里一片苍茫。不知隔了多久，我才渐渐感觉呼吸的存在，我摇着头，欲哭无泪，命运太会捉弄人了。我不得不愤怒，因１９９６级省税校毕业生是国家包分配的最后一届，假“马义六”毕业后分到某地税分局，成了国家公务员，可这份工作本应属于我呀！
　　我发誓要查明真相。我径直来到高桥镇中学，还好，当年的校领导和班主任都在。我将通知函啪地放在他们面前，脸色铁青。看我来者不善的样子，他们心虚了，给我倒茶、敬烟，一迭声地请我低调处理此事。望着一个个曾经慈祥的师长，我几乎肝胆俱裂地说：“你们是我的老师、是我当年敬重的老师啊，你们就这样当老师吗？你们收了人家多少好处费？”他们沉默不语。我说我是当事人，拥有知情权，你们谁能告诉我真相？班主任满面羞惭地说：“义六，我们错了，这些年我的良心时时在拷问我，可我没法面对你。你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当年考了５１２分，被省税校录取了，是我掖了你的录取通知书，对不起……”
　　我没接受班主任的道歉，我一生的前途换来的就是这几句无关痛痒、于事无补的话？于是，我“大不敬”地指着班主任的鼻子说：“你们既收了人家的钞票，就要收下法院送来的传票。等着瞧吧！ ”我转身就走，却听班主任情不自禁地在我身后发出哀叹：“完了完了，麻烦大了……”
我回去没多大一会儿，家里来了个满脸堆笑的不速之客。她是个中年妇女，大包小包的拎着礼品，将我家的四方桌码得像小山。她与我父母不停地套着近乎，“大哥大姐”叫得煞是亲热。不用说，她是召召的妈，愿出２０００元钱与我私了。我断然拒绝，一抽身去了武汉。召召妈先后三次找到我家，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说她儿子当年只考了４００多分，离录取线差一大截，所以就想尽办法来了个偷梁换柱……她将所有责任大包大揽，说一切都是她的错，愿再加１０００元赔偿金，两家今后还当亲戚走……我让父母别理她，我要用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有天，召召妈竟追到武汉我打工的地方，求我不要告，还痛哭流涕。我轻蔑地说：“你不要哭，我知道你的眼泪不是自责悔过，你是怕你儿子因此砸了饭碗，对吧？”这时，召召突然现身了，原来他们母子一起坐小车来的。老同学伸手要握我的手，我躲了，说手上都是油污，免得脏了你。我不无嘲讽地双手一抱拳，说：“马义六，恭喜你当了一名光荣的税务官！”召召的脸红了，求我看在同学的份上，放他一马，别做得太绝情。我勃然变脸，指着自己一身油渍的工作服，大声质问：“到底是谁做得绝情？当年你们大搞权钱交易，使我失去了求学的最宝贵时光。因被顶替，我的命运才变得如此糟糕，譬如：你们今天是坐着小车来的达官贵人，而我是个修车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打工仔，这就是区别和落差。你们玩狸猫换太子的游戏时，可曾想过将一贫寒家庭的孩子推到了绝望的边缘？我夜里睡暗楼，身上盖油被子，工作朝不保夕。６年来，我挨过老板的耳光，睡过屋檐，还差点死于事故中……俗话说，养儿防老，可我父母身体不好，我却没钱为他们买营养品……”我越说越悲愤，禁不住泣不成声。
　　召召母子见私了无望，灰溜溜地走了。

法律给我作主

　　２００２年９月，我毅然走进湖北省熠江律师事务所，找到著名弱者维权律师褚中喜，请他作为我的全权代表，状告侵害我姓名权、学习成果权、受教育权的人或单位。
　　褚律师先后到省税校的户口管辖地武昌公安分局白沙洲派出所和我的原籍所在地红安县公安局户籍科调阅我的户口记录时，发现我两处都有户口。褚律师说，一个人不可能有两地户口，如果我当初考上省税校，第一步就得办理户口迁移证，这一手续只能在红安县公安局办，否则武昌分局户籍处是不会给我办理新户口的。我认为红安县公安局在此事中做了“手脚”，将该局也列为被告之一。
　　湖北省税校领导得知我要起诉他们，急忙辩解：“学生被招到学校，要经过招办、公安局等单位的严格审核，如果这其中出了纰漏，而学校又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招了个假学生，学校也是受害一方。”他们觉得很冤，我说法律自有公断。
　　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１日，我将湖北省税校、红安县公安局、红安县教委、高桥中学、班主任、召召、召召妈、召召爸等八被告一并告上武昌区人民法院，法院很快受理此案，并确定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６日公开审理。经此间新闻媒体报道后，此案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在有关部门多方调解下，我愿意与八被告达成庭外和解，撤回对他们的起诉书，同时接受对方共同赔偿我的经济损失４．２万元。这起沸沸扬扬的官司才算落幕了。
　　官司虽打赢了，我的心情却丝毫轻松不起来。我想起了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里的一句台词：“人，怎么会这样呢？”是啊，人怎么会这样呢？
　　算了，不想这些烦心事，一切往前看吧。虽然我现在还是个打工仔，可我对明天已充满信心。我要圆我的大学梦，报了自修大专班。我想，即使修一辈子车，我也要做个专家型的！
　　记者观点：此案充分体现了人们对法律的尊重，这是文明的象征，也是社会越来越进步的表现。马义六是个受害者，而假“马义六”召召虽是“受益者”，但也是受污染者，考税校那年，他只１５岁，还是个孩子，根本无法操纵自己的命运，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大人铺好了大道（实是陷阱）让他走。正因如此，才有“保姆当了警察”、“三陪女当了副部长”、“流氓当了院长”等让老百姓耻笑且深恶痛绝的一连串新闻，这是耍弄权势，暗箱操作的表现，是见不得阳光的，最终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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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名顶替上学，将负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公布施行的一项司法解释称，任何以侵害姓名权的手段、限制、妨碍、剥夺他人受教育机会的行为，都是对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侵害，因此造成损害结果的，都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可依法追究责任方的刑事责任。受害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相关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